【育儿】幼托市场需求激增 行业管理体系待完善

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继续发酵。像儿童学校这样的第三方运营机构是否具备运营资质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

这件事背后所反映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在保障幼儿保育服务这个难点上，让家长满意的幼儿保育机构。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上海目前有59家亲子工作室和26家社区街道托幼中心，包括携程亲子园，那么其他企业的亲子工作室的运营模式是否与携程亲子园相同？是第三方操作还是自己操作？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实地考察。

●幼儿园的市场需求激增

针对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11月10日深夜携程再次发表声明，承认监管存在严重失职。

携程执行董事长梁建章在上个月发表的《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中表示，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来照顾孩子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未来迫切需要大量托儿所。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会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上海市妇联今年1月11日公布的上海市0~3岁注册婴幼儿护理需求调查显示，88.15%的家庭需要婴幼儿护理服务，73%的家长希望将护理点放在社区。此外，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户籍在0-3岁的总人口有所增加，对托儿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例如，上海有10多万2岁的儿童需要托儿服务。

为了解决上海托幼供需矛盾和差距大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将建设20个社区托幼中心列为2017年市政府的一项务实工程。据报道，今年上海将建设26个社区儿童保育中心。比如闵行两个托儿中心将探索政府和企业的公共建设和私人合作的途径。政府将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与此同时，上海万科旗下的德英乐教育将引入后期运营，共同探索可复制的幼儿服务体系。

同时，为了缓解儿童保育问题，上海市总工会于今年3月推出了员工亲子工作室，在员工需求集中、条件具备的企业、公园、大厦等单位，为员工子女提供晚育、夏育、冷育等多种形式的保育服务。目前上海有59家工会工作者亲子工作室，其中携程亲子园五天全日制托儿所、沪江教育急救托儿所、江南造船厂暑期托儿所是首批试点亲子工作室的典型案例。

此外，自今年年初以来，出台了许多措施，鼓励企业和机构建立自己的托儿所。除了相关的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立和管理办法》外，山西省还公布了《山西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旨在扩大全纳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大对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园区的支持力度。安徽省公布第三次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年)实施方案，明确支持机构和集体园区，拓展特殊学前教育资源。深圳市还修订了《深圳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设立标准》，探索举办规模小、服务形式灵活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企业、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以多种方式和形式参与办学。

●实地考察:苗圃模式不同

11月10日，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亲子工作室和社区街头保育院。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幼儿机构的工作模式不同。

首先，作为家长，记者来到闵行某社区街道的幼儿园，看到幼儿园还没有正式开学，但是教室里已经有3~4个老师了。有工作人员表示，教师是通过万科教育集团招聘的，验收合格后整个幼儿园就开始招生了。

环视房间，儿童活动、餐饮、卫生等功能。被分成几个街区，厨房有自己的空房间。上述工作人员表示，食品安全将严格按照城市要求进行，半成品将进行加工或其他，并将根据进一步的细则进行确定。

至于招聘教师，必须符合有一定资格证的要求。面试的时候，录取的老师都是经过筛选的，不管是口试还是其他方式。工作人员说，就在上周，市妇联对幼儿园的环境、人员和园长资格进行了评估。

随后，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亲子工作室，了解到目前企业办的托儿所，大部分都是放暑假和寒假管理。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市总工会首批12家员工亲子工作室试点企业之一。记者来到公司8楼婴儿房，发现房间里一片漆黑，没有宝宝在场。一位正在室内搭帐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沪江教育的亲子工作室是夏天办的，平日这里没有宝宝。

记者在询问其他工作人员时了解到，由于幼儿园开放时间特殊，幼儿园老师的招聘时间集中在寒暑假之前，所以每年陪员工孩子玩耍的老师都不一样。

苗圃行业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暴露了整个育儿行业的焦虑。争议的关键在于组织者和相关责任人的资格、相关部门对幼儿园的监管、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等。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前教育服务的政策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但是，为什么在保证婴幼儿护理服务的难度上，市场供给不足？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告诉记者，问题的关键在于进入学前教育市场的壁垒。目前的学前教育市场是一个管制严格的市场，因此是一个竞争极其不足的市场。

刘表示，取消学前教育机构的许可制度势在必行。只要有开放的资格要求，公立学校、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都可以进入学前教育市场，这意味着学前教育市场是自由进入的。只有市场准入自由，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副主任钟瑞军告诉记者，政府机构的行政许可必须得到法律的许可。但目前没有法律规定这种3岁以下婴幼儿托管机构的设立标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办学条件才能达到标准，因此行政机关本身没有权力向携程亲子园这样的机构颁发证书。

对此，钟瑞军表示，我国立法部门、教育部等教育主管部门迫切需要尽快总结3岁以下幼儿保育机构的现状和问题，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让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有法可依。它还允许对这一行业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建立合法、合规和运作良好的生计机构，并在充分的市场准入下充分竞争。为了打破目前只有事业单位才能办理委托机构的局面。钟瑞军说。

同时，钟瑞军还提到，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下家长的需求，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设立不同收费标准、不同场馆准入门槛、不同规模的寄托机构。

那么，未来应该以什么方式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自己办幼儿园，幼儿园教育行业的标准和实施如何确定？

对此，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葛博士认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最少。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学前教育专项资金，保障和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如果企业以促进员工福利为目的办园，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规范其办园行为，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原标题:托儿机构的设立标准尚未明确。专家呼吁改善管理系统)